老编的话: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、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。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?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?本号延续“卌年”“校园”“同窗”等专题,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,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郑忆石,1954年生。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。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。1978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,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宣传部任职。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,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。
原题
我的大学校园生活
我的大学本科是四川大学哲学系。
1978年10月7日清晨,狂奔一夜的火车吐着长气,总算抵达了终点站。从屈身13个小时的硬板凳上竖起,蓬头垢面的我却没丝毫惫意。走出车站,一眼望见“四川大学新生接待站”的横幅,梦寐的一切实实在在地呈现眼前。此刻,心中只剩高歌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”的冲动。
等待校车来接我们的时候,我与同样来自重庆的蒋蓉攀谈起来。巧的是,她也被招到哲学系。老乡见老乡,两人很快热络起来。更巧的是,我们后来又分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宿舍。
接新生的校车终于驶入了校园大门。不长的林荫大道上,扑面的梧桐树叶,将浓荫撒了我满头满脸。报到处的77级学长们,又是登记又是扛行李,不亦忙乎之余,还不忘叮嘱一句:累了一天,晚上好好睡一觉。
进校门的林荫道
不愧是近百年的名校!几栋老旧的教学楼,雕梁画栋之间,华风汉韵随处可见。最让我惊讶的是,林木掩映中,有座小而不知名的老楼,回廊幽深、石柱精致、房檐翘角、瓦黄阶绿。儿时,母亲常对我描述她当年就读的金陵女子大学的那些景色和校舍,竟与眼前的如此相似。
川大紧邻望江公园。灵韵江楼相伴美丽校园,让川大于优雅中平添宁馨。那修篁茂竹、林荫小路、浣亭楼阁、水井石栏,无疑将是我们观风望景与埋首书页的绝佳地点。公园外,缓缓流过的锦江,护花使者般终日不离半步,更让校园于平静中增加了动感。能在这样的校园,踏上学涯之旅,实在是今生有幸!
左上部为校园,左下部为锦江公园,右边是环绕校园的锦江
当年,40.2万幸运儿中的103人(后来1人因故退学),构成了同一个集体。缘分与情分,相伴我们青春飞扬了四年。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,对这难得的机会,自然倍加珍惜。四年里,我的行动轨迹,基本沿着“教室—食堂—寝室—操场”的点与线画圈。
一、泡在教室
教室和图书馆是我最爱“泡”的场所。
那时的教室,不像如今,有大、中、小之分,人数少自有“小灶”伺候。我们是清一色的大教室,一个年级两个班百来号人,插葱般挤挤一堂,共同接受知识雨露的滋养。教室的座位也不像如今存货多,可供学生随意挑捡。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去晚了只有末排恭迎。
教室更不像如今这般,投影仪、扩音器是一应俱全,学生若无法忍受老师的碎碎念,猫在后面,照样能将讲课内容装进五之四三。空间大,座位仅够,无现代化装备,这一切让上课的老师们,即便放开嗓门,飘到后排的声音,仍如绕墙拐弯,让听者常呈心焦淌汗状。
记得我们刚开课时,某天早上不到八点,铁将军把守的教室门口,挤满了等待的同学。门一开,几个男生为先登,将个别女生掀了个仰面。女生“抗议”男生“没君子风度”的结果是,班委会紧急开会作出决议,给13个女生划拉出一排固定座位。班级的安定团结,由此上了新台阶。
如今的学生在教室听课上自习,有中央空调供其享受冬暖夏凉,我们可没这福份。尤其时逢期末考试,冬哆嗦,夏甩汗,稀松平常如同一日三餐。然而,终于能端坐课桌边,品茗知识“龙井”,我们仍然觉得仿佛置身暖春爽秋。除了上课,教室也是我们自修的净土。一、二年级时,我和蒋蓉是教室的常驻代表。每天下午和晚上,谁有急事寻我们,只需直奔教室。我们呢,不到晚自习铃声响完,不会挪动一步。踏着星光回宿舍,我俩总是心有不甘。一天,终于发现系办公楼夜灯长明,里面有间教室空无一人,真像是在专候我们呐!兴高采烈地“拱”进去,没得意几天,门上突然出现一把挂锁,似在明告我们:不受欢迎。失望之余,只好往宿舍回撤。
在教室里,我还干过一桩蠢事。刚入学时,班里选班干部。我被同学提名,尊姓大名荣登黑板。由于我从小到大,最大的官阶,不过是在小学四年级当过一年的学习委员。五年级时,班主任老师贯彻阶级路线,拿班上两个来自灰色地带(俗称“麻五类”,即既不能归于红五类,又不属于黑五类,而是介于两者之间,“拉一拉上岸,推一推下河”的可改造类,由教师、医生、职员、工程师,以及其它科技人员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)家庭的中队委开刀,原来的班干部,全部由“红五类”家庭出身的同学接替了。由此,我手臂上的队徽牌牌,从两道杠减为了一道杠。短命的“从政”经历,让我对当班干部,有点本能地拒斥。当然,更主要的是,怕耽误了自己的学习时间。那天,也是鬼使神差,我居然昂首挺胸走上讲台,黑板檫一挥,蹭蹭蹭抹掉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的搅局,让同学们惊诧,也暴露了自己为众服务意识的欠缺。唉,“文革”中死背的《为人民服务》,算是白忙活了。
图书馆倒有新旧两个。刚进校时,唯一的老图书馆,如出土文物般灰头土脸,一脚踏进去,以为进了百年老宅,全然不似如今图书馆这般高大伟岸。老馆内,可供阅览的地方,东西各一不大的房间,不像如今的图书馆,主楼裙楼会议室演讲厅一个不拉。馆虽旧,我却对它情有独钟。疏离光影下,摇摇晃晃的座椅,斑斑驳驳的矮桌,似在述说先贤们曾经翻书阅卷的经年。昏暗阴影中,淡淡霉味的古籍,悠悠独立的书架,让人油然生出置身历史隧道的感觉。这古色生香的地方,是我写毕业论文最乐于前往之处。那里的昏暗和霉味,好像特别能让我厘清思绪,激发灵感。
入校后不久,新图书馆便落成并开放了。
新图书馆
宽敞的阅读大厅,上下三层的大量藏书,极大程度缓解了学生们的抢座之苦和借阅之难。但是,仍然感到座位不够用,二楼的两个大阅览室,终日密密麻麻坐满了人。三年级以后,我们的课少了,我和包亚灵常常一大早就到图书馆候座。到吃晚饭时分,为确保一席之地,俩人分工,一人觅食一人看摊,直到晚上十点闭馆。
至于借阅书籍,更是不能与如今现代化的借阅条件和电子书籍的方便快捷同日而语。我们借书,一般先在藏书卡的大柜子里,挨个翻书卡,找编号。好容易找到,兴高采烈地递给工作人员,她一番忙活,最后来句“没有”或“借出去了”。打不出喷嚏的我们,只好又耐着性子等,这一等,往往就是几个礼拜。
如今的图书馆里,除了每层楼的大阅览厅,还有咖啡吧、沙发、靠背椅,足以供昏昏欲睡者提精神、打噗酣。这一切对于当年的我们,可谓天方夜谭。甭说打瞌睡,我还只嫌自己的眼睛睁得不够圆呐!实在困得不行,趴在桌上迷瞪几分钟,醒来就为自己虚度了光阴而惴惴然。
二、粘在食堂
我们爱学习,也爱猪肉大米。读书四年,要说我们最爱“粘”的地方,恐怕还得数食堂。
搬进新宿舍后,我们的嗅觉便被食堂缠住了。由于宿舍与食堂相距不过20来米,所以,只要我们呆在宿舍,大厨房炒菜的油烟香味就不请自来。经不住诱惑,我们早早地到食堂报到,候在卖菜窗口,眼巴巴地盼着舀菜师傅尽快现身。
我们读书时,学生食堂是“独生子女”,不像如今,大学校“多胎”,掰指一数三五个,小点的学校也多是“二孩”。我们人多,下课后大家潮水般往食堂涌,长队排得常要拐弯。少数同学没有耐性,发现前面有自己的同学,直接就往里加塞,线性长队的边缘,顿时冒出个“瘤子”。这种行为次数一多,激起了众怒。大家一通批评指责,这类占小便宜的陋习,才有所收敛。食堂没有大厅供学生安静落坐细嚼慢咽,买好饭菜,小心翼翼从人堆中钻出,端着碗边走边吃,既锻炼了脚劲,又节约了时间。
看现在的学生食堂里,大锅小灶轮番上阵,中西菜品琳琅满目,主食面点花样百出,只要有钱又别把钱包捂得太紧,食堂满足吃货的初级口福,都不是个事。我们那时,国家虽然百废待举,万象渐新,政策在逐步放宽,物质供应在慢慢改善,食堂也几乎顿顿有红烧肥肠、回锅肉、炒肉丁、炒猪肝之类的荤菜供应,但如果去得稍晚,就只好素菜下饭。
刚进校时,中饭我喜欢买红烧肥肠,感觉这道菜比其他肉菜实惠,不仅份量足,一份可吃两顿,而且味道好。每当红油浸润的“滚耙嫩”塞进嘴里,香气便口鼻乱窜。那种好滋味,真是没得说。但几番下来,不对劲了。肥肠的油腻实在太旺实了,不符合我清汤寡水的胃情,以致晚自习回到宿舍,还油闷饱嗝连天。后来,只好改吃炒肉丁。蒋蓉讨厌肥肉,我却不反感,若我俩都买了这道菜,她朝我碗里“刨肥”,我往她碗里“添瘦”,彼此乐呵乐呵。
晚饭我喜欢买面片汤,满满的一钵,获得感油然而生。然而,面片汤中看不中用。晚自习回来,肠子常常唱空城计。四十年前,手机即便在人们的梦里,也全无踪影,书信堪比如今的微信。每每收到母亲来信,我喜欢在熄灯后的蚊帐烛光中,一字一句反复研读。但是,精神饱胀却不能消除肚子饥饿。包亚灵不辞辛劳从家里搬来一只泡菜坛,手艺加勤劳,这坛子被她打理成了“新繁泡菜”。晚自习归来,有人喜欢喊一嗓:小包,还有没有泡萝卜?这一喊不要紧,好几个人的馋虫都被勾了出来。每到此时,吧唧声喝水声道谢声满屋响起,开心之余,还不忘来句“生活好幸福哦”的感叹。
食堂虽然平日可爱,星期天却不怎么讨人欢喜,菜品单一不说,还早早关门。所以,一到周末,我们会挖空心思改善伙食,一来换口味,二来节约钱。我大哥土法上马,用废铁皮给我做了小煤油炉,它后来成了我们周日和假节日的肚肠寄托。周日早上,我们几个从菜场提回一堆肥嫩的豌豆尖。中午,一把挂面从锅中捞出,伴上猪油酱油油辣子,再夹上一大撮豌豆尖,各人“嗨”一碗,心满意足后,闷声上床静卧养膘。有时,我们会割块肥瘦适中的后腿肉,煮熟后切片,用青椒豆腐干蒜苗等作“俏头”,回锅一炒,再用肉汤煮上一锅挂面。肉出得锅来,面挑进碗里,几个人嘻嘻哈哈快速下筷。每逢此时,我都恍如过节。
听说成都的汤圆心子品种多且好吃,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,我自作主张,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提包,兴高采烈地拎回家,却被母亲好一通埋怨。也是,母亲靠一己之力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,家中经济底子很薄,况且她那时早已退休,一个月60多元的退休工资,还得为我们未来的日子作打算。我是带薪学习的,每月有34.5元的二级工工资,除了自己吃饭买书,也理应为家庭经济建设尽绵薄,要该大方时大方,该节约时节约。
一教楼附近有个简易厕所,外面的竹篱笆墙上绿藤缠绕,紫红色的豆角争先恐后地从茂叶中探头。靠着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,几天功夫,刀豆们变得又胖又壮。我和蒋蓉姐觊觎了一周后,终于从打扫厕所的工人口中得知:刀豆不是哪个人种的,是自己长出来的,每年都长,可以吃。那天,我俩花了近半个小时,摘回满满一书包,回来炒了一大锅,连着吃了两顿,节约了一天的菜金,又是一番心满意足。
我喜欢吃鸡蛋,有一次,到菜市场买了几个倍儿大的鹅蛋,没想到拿回来煮熟敲开,里面黑呼呼的一团,吓得我赶紧全部扔了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未受精却被孵化过的寡蛋。四体虽勤,却也“寡蛋不分”,惭愧惭愧啊!
三、聊在宿舍
宿舍是我们夜聊的乐土。
不像如今的本科生宿舍,4人一室,独立卫生间,空调热水淋浴器一应俱全,人人一套桌凳书架衣橱,还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。我们的宿舍,十八平米左右的房间,4张上下铺安放7至8人,中间一张用于看书吃饭的公用木桌,几乎占据了所有剩余空间,以至于谁要走到门口,坐着的人必须行站礼,外加收腹屏息。
二年级时,我们从老二舍搬进了新六舍(男同学就没这福分了,直到毕业都蜗居旧屋)。房间大了,空间高了,光线亮了,离食堂也近,唯一的遗憾是离教室远了点,但新环境仍然让我们美滋滋地。那时的住房,一般就两、三层,新六舍却有六层,有丁点儿微型摩天楼的架势。
一个皓月当空之夜,通往楼顶的门被人打开了,我登上房顶,感觉那个高哇,仿佛真的可以手摘星辰。楼虽高,但没有电梯,大约因为“无用之学”的高屋建瓴性,我们被安排到了顶层,每天快步上下楼梯至少三趟,苗条身材就这样保持下来了。
新六舍寝室,右为作者
四年中,无论在老二舍还是在新六舍,我一直睡上铺。刚开始时,觉得爬上爬下有点烦,但很快就习惯了。不仅如此,我还发现了居高临下的种种好处:蚊帐一关便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铺盖一卷也不会影响宿舍的整体美观,头一伸就可观赏桌边同窗的攻读神态。当然,毛糙的我也出过纰漏。一次午睡晚了,心急火燎地直接从床上往桌子上跨,一脚踏空,额头鼻子下巴壳都去“啃”硬木头,瞬间红彤彤一片。所幸只是挂彩,否则脸上该飞针走线了。
李卫是我上铺的邻居。我俩的蚊帐头尾相邻。晚上宿舍熄灯后,我爱在蚊帐点蜡烛看书。一次,我不小心将点燃的蜡烛碰倒,火苗迅速把两人的蚊帐都烧着了。幸好小李子(她在班上女生中年龄最小)眼明手快,几把将火抓灭。否则……,我都不敢想这后果。事后,我向她道歉并要赔她蚊帐,她却说:莫得关系,我补一补还可以用,绝对不要你赔!小李子人瘦个头小,五官长得挺精致。她的话,让我领悟了人品不在块大个高,而在大器和厚道。
卧谈会是宿舍的一景。在那思想冰河开始解冻,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的年代,国内大事纷至沓来。四年中,我们有幸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、真理标准大讨论、右派平反、地主富农摘帽、农村改革,以及为老干部平反等大事。这些,都成为我们卧谈会的主题。右派平反时,班里一男同学得知父亲摘帽后,立即主动退领助学金,虽然那时他的父亲还没有正式拿到补发工资。他的做法,引我们赞叹不已。
班里来自农村家庭的同学不在少数,有几位同学家中还有三个小孩。中央决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有的同学担心家里老的老小的小,无法离开生产队集体而自行耕作,因此对农村改革不很理解,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,认为这是“回到‘三自一包’老路的倒退”。我们女生都来自城镇家庭,对一些农村同学的想法,只有直观的理解。面对困难同学的家境,班级能做的,就是给予他们最高额度的助学金。而我们能做的,就是拿出自己节约下来的饭票,送给个别特别困难的同学。
陶斯亮的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,看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。接连好几个晚上,我们都在讨论文革中那些荒唐而惨痛的事情。社会上接连出现的伤痕文学,用沉重犀利的语言,将那些悲催的历史往事,撕开给我们看;中文系77级主办的《锦江》杂志上发表的、以龚巧明为代表的思想先行者那些有精神厚度和情感温度的作品;该系因一位同学亡故(原因我忘了),围绕雨果关于海洋、天空、人的内心世界,一个比一个更宽阔的名言,而展开的关于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问题的讨论,都引发了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,并成为“卧谈会”的讨论热点。
偶尔,我们也会忧忧地球,但忧国忧民几乎是全天候的。当然,我们也常常“小人怀土”,聊各自的家事,说自己的生活经历,谈个人的憧憬向往。但这类龙门阵,每每在“痛说革命家史”后,就开始深挖痛掘。如此两三回合,免不了又是一番“君子怀德”,顺理成章地往天下大事上扯。扯到兴头上,我们常常忘形,不知不觉中进入比拼谁的嗓门更大、谁的话语更尖锐激烈的节奏。直到楼下或对门的宿舍传来“几点钟了,还让不让人睡觉了”的怒吼,我们方闭上嘴巴。
四、乐在操场
操场、礼堂、鸭蹼岛,都是令我心怡的地方。
操场、绿方块为鸭蹼岛,水塔下是礼堂
操场是校园的要件,400米的内圈,符合修建标准。但是,没有塑胶铺垫,也不见茵草长满。于是乎,晴天飞尘土,雨天变泥潭,成了常态,但这并不妨碍同学们对它的喜爱甚至钟情。那里总是最闹腾的地方,从清晨跑道上,双腿如捣棍的刷刷声,到下午场地中央,众人争抢一个“大鸭蛋”的吆喝声,青春热情在那里尽情挥洒。这充盈生气的地方,也是我晨跑的理想去处。
记得刚开始迈腿时,感觉操场真大,一圈跑下来,头晕气短,好像绕跑道狂奔了上千米。这时,想起大哥说“我在学校的六年(自1964年考上清华大学至1970年分配离校)中,除了特殊时期,每天早上都要跑3000米,还参加了系里的中长跑队,经常从学校跑到圆明园,所以很少感冒生病”的话,不由又强打精神,咬牙坚持跑完了两圈。
当然,比起现在的青年人动辄“半马”“全马”,我的跑步太毛毛雨了。但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经历物质匮乏年代,我只能低标准地“扳命”。时断时续的晨跑,为我坚持紧张的学习奠定了体能基础。其实,我们那代人,多数都因身体发育时营养不良,而普遍比较清瘦或矮小。所以,同学们也大多一有空闲时间,便直奔操场球场“挣命”。
操场也是青春鸣奏曲响彻之地。刚开学不久,校团委发起并组织了跳交谊舞的活动。那段时间,每到黄昏,校园被晚霞和灯光装扮得缤纷如幻,《青年圆舞曲》的旋律,急切又缓慢地四散操场。在那个新旧观念碰撞博弈的年代,我们头脑中一些陈旧的东西,虽然经历着新观念的冲击,却不肯轻易退场。当时的我,思想也未真正从精神囚笼中走出,所以对班级组织的这类活动,很冷淡甚至有些抵触。现在想来,真为自己的封闭汗颜。
每年五月,学校要在大操场举办“红五月歌咏比赛”,由各系组队参赛,对此,我倒是年年没落下。那时的歌会,已经摆脱了“文革”后期的群众歌会中,貌似革命英雄主义实则戾气横溢的演唱风格,力求将其变为严肃政治与浪漫情调的混合色板。于是,每次各系的演出程序,基本不离这三步:先来首“社会主义好”或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昂扬国威,再来首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或“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”抒发温情,最后在“年青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”或“青春啊青春,美丽的青春”的提振自信中,意犹未尽地列队走下演出台。
我不仅爱自家操场,也惦记邻居家操场。成都工学院的小操场,时不时地在周六晚上放露天电影。得知消息,我们会匆匆吃完饭,提着小板凳去“扎闹猛”,饶有兴趣地看《三笑》《女驸马》《追鱼》等古装片。散场后,余兴绵绵地往回赶,还是被大铁门挡在外面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“麻起胆子”翻过高高的铁栏杆。还好,每次都是有惊无险。
礼堂虽然陈旧,但活力初显的校园,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新事物,都格外敏感。愤怒出诗歌,激情产文学,中文系的思想先行和实践紧随,让“密納发的猫头鹰”(黑格尔对哲学的比喻)坐不住了。1979年5月,张志新在“文革”中的冤案见诸《人民日报》,全国媒体掀起了反思批判“文革”的声浪。哲学系77级的师哥师姐们,快速出手了能在系史上留痕的《张志新之歌》。
这一由序曲、正歌、尾声共六首歌曲构成的组歌,在1980年5月的川大文艺汇演上,由77、78、79三个年级组成的合唱团在学校礼堂演出。当唱到“天上熄灭了星光,地上隐匿了声响。一步一步向刑场,一步一停回头望”时,泪水在我眼眶打转。当最后五遍“谁之罪?”的呐喊从口中冲出时,我们心中的愤懑,岂是“地震、海啸”之类的术语所能形容?!当指挥手一挥,歌声戛然而止时,观众起立并鼓掌的瞬间,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。
鸭蹼岛位于第一教学楼前面的荷花池中央,这个名字是我和包亚灵从《新概念英语》中为它拽的。它其实只是个水泥圆墩,貌似碉堡又沾点园林气息:头顶插着十来棵柳树,扣着几十个花盆,春风穿过,柳摆袅娜,花展艳姿,温柔又养眼;墩壁青藤环绕,乱麻般的根须自在散漫,蝉鸣之际,丛绿悄散清香,淡雅而怡神。三年级下学期,我和小包都在初恋。夜幕降临时,俩人坐在池边的长椅上,望天边落霞,聆雀音稀零,交流恋爱心得。
入学头两年,我对谈恋爱始终有种矛盾心理:既向往爱情带来的心理愉悦,又害怕耳鬓厮磨影响了学习,所以总是下意识地将情感隐藏于理智的盔甲背后。我的这种心态,颇似黑格尔用人面狮身像,评价古埃及民族对自由的态度:精神渴望自由,伸出人头翘首四望;躯体还在沉睡,被自然的枷锁牢牢束缚。直到三年级,二十大几的我,才由蒋蓉做月老,认识了现在的先生,迈出了向爱情进发的脚步。
往事皆成戏,同窗一段情。要回忆的还有很多,它们像溪流,总在我心中流淌。2005年和2012年,我曾回过母校,校园不再如昔日般宁静,师长也多入耄耋之年,至于同学们,或接近或进入了花甲年纪。走出时绝非少女,归来已正宗老太,当年的同学缘同学情,于如今的我,显得格外珍贵,也更值得珍惜。
2018.5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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